昭通市将集中进行校园安全大检查
政治家们虽然提心吊胆,但暗地里却一致庆幸:最危险的时间总算过去了。
推进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国有农场林场林区管理体制、水利管理体制、户籍管理制度等改革。2011年,党中央、国务院总揽全局、科学决策,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
我国经济发展中也存在着实体经济贫血造成的产业空心化的风险,主要表现是:相当一部分中小企业面临融资难、用工荒和成本高的严重生存困境;大量做实体经济的企业从实业平台取得的融资,流向非实体经济领域;大量民间资本游离实体经济,变成炒资产的游资和热钱。三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是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条重要经验,是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重要保证。垄断行业改革的进展如何,直接影响着公平市场秩序的建立和整个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特别是实体经济发展的成效,、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世界各主要经济体都注意到了产业空心化的危害,发达国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都在积极发展实体经济。第四,基层创新实践对全局改革的驱动性更加凸显。
二是加快财税体制改革。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只有深化改革,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从制度上夯实社会稳定的根基。在那些国外销售商在为发现了新大陆而欣喜若狂的同时,我们非常怀 疑,在非常的高的基数上,中国的消费究竟会有多大的增长潜力。
事实上,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到 现在,中国已经出现了与2008年相当酷似的经济症状,一方面是通胀上升,另一方面则是房地产成交持续萎缩。无论与何种类型的国家比照,这个数据 都低的离谱。然而,在一片产能过剩的惊呼之中,中国的超高的投资 率不仅维持下来了,而且获利颇丰。然而,隐匿于这一历史进程背后的,却是大量本来属于居民的货币收入以及非货币福利被转移到企业及政府。
以一种教科书式的思维,许多人将中 国的超级出口能力简单归结为劳动力的充裕。无疑,我们正处于一个进退维谷的艰难时期。
这也反衬出中国管理者无 法改变分配结构只能依赖一贯的总量刺激政策的窘迫处境。这个目 标的实现,不仅可以为各级政府提供大量税收从而确保其对社会和经济的控制能力,也能够在国民中为其开辟宝贵的合法性来源。所谓低成本优势,就是将本应该由政府及企业承担的成本,比如环境成本、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教育及医疗成本等等,通过政府有形之手(利率、汇率、税收等等)的强制,转移给社会 大众。在某些特殊时期,它甚至可能出现猛烈的负面冲击。
无论是超常规模的政府投资,还是货币超发引发的通胀及资产泡沫,不仅进一步恶化了政府、企业以及居民三者之间的财富分配,也进一步恶化 了居民之间的财富分配结构。如果深入中国内部的政治经济逻辑之中,我们就可能获得更加清楚的洞察:在目前的中国,提升消费将是一桩让人望而生畏的事业。事实上 ,在刚刚过去的2011年2月份,中国又一次出现了罕见的贸易逆差。然而,物极必反,一 种东西最强大的时候,往往也是最脆弱的时候。
但无论如何,中国的消费率严重偏离正常水平,恐怕都是一 个事实。在常识看来,任何投资都必须有哪怕再低的正收益作为保证。
这其实说明,中国消费的绝对增长实际并不低。特别应该警惕的是:接下来的是不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急速回落?但不管怎样,现在就可以提前通知大家的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持续回落将不是一个短 期的趋势,而是一个中长期的趋势。
这也是被政府、学界以及民间众口一词认定为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一个重要指标。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是中国各级政府压低成本的能力。按照野村证券的估算,如果投资不再增长,仅仅保持在目前的水平,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就会下降逾50%。不过此一时彼一时,从现在开始,7%可能不是一个需要拼命压抑才能降下来的低目标,相反,正如温家宝所言,它更有可能是一个难以企及的高目标。不过,深入中国的投资逻辑,其中秘密相当简单。这样,过 去的经验就可能变得不再靠谱了。
正如上升周期时候的正反馈一样。也因为这个原因,提振居民收入占比从而推动消费更高增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其次,也是最为重要的, 政府对投资成本的操纵能力已经大大下降。它不啻于告诉我们 ,中国经济又一次触碰了它的增速极限。
我们可以看到,以前那种转 移成本的老窍门已经不再灵验了。在过去的20余年之中,这个战略是如此成功,以至于被奉为 执政圭臬。
到这里,中国居民收入占比反常的政治谜底就非常清晰地显现出来了:它实际上是中国政治结构的一个投射。(在这个意义上,通胀将是长期的,有时候甚至是猛烈的,通胀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的货币现象,它从来也是一个社会现象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 历史的反讽。这种增长不仅远远超越同期GDP,与其他任何国家比也都足以自傲。
暗含于这一历史过程之中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则是,政府权力、企业权力的 膨胀以及公民权利的抑制。这实际上就是中国居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占比如此之低的制度和历史原因。
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表现,更让这种信念变得极为夸张。虽然继续扩张货币将会让我 们立即死掉,但速度降下来同样是一条布满荆棘之路——虽然它是一条必然之路。
中国央行2011年1季度所做的调查表明,中国居民的消费意愿降至1999年进行问卷调查以来的最低值。如此,中国经济中隐藏着的一系列并被高速增长勉强掩盖着的风险就暴露出来了。
简而言之,这种经济必须在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规模扩张中,才能获得平衡。然而,蹊跷的是,就整个消费本身的增长看,中国的消费多年来一直处于高速稳定的增长之中,在 2009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更是实际增长了16.9%。显然,这种历史经验的正确性,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条件之上的,那就是,中国经济可以持续高速增长。这个例子提醒我们,对中国消费在目前基 础上继续超预期增长的潜力应该保持高度警惕。
有鉴于此,任何在中短期内希望中国消费出现跳跃式增长的想法都只能是出自书斋世界的幻觉。虽然它的确刺激了经济增长,但就我们所见,它可能带来了另外一个更为显著也更为长期的 后果则是:掀起了一次更大规模的财富再分配运动,进一步扩大了政府、企业、与居民之间以及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扭曲趋势——财富向极少数人集中。
而 从目前中国正在显示的历史趋势看,这甚至是不可能的。显然,这并不能证明中国的消费潜力,而恰恰说明了中国居民之间财富分配的极端失衡。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中,无论是政府、银行还是企业的速度及规 模嗜好,都一再被证明是正确的。这让那些早已经将危机忘到九霄云外的分析师们大吃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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